哪些地方的城投拥有更多金融资源

刘郁（作者系国盛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

各地区有息债务存量规模有多大？理论上来说，纳入隐性债务的规模与存量债务的规模具有一定正相关性。这其中有两个时间点值得关注，一是2017年7月14日，这一天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并终身问责；二是2018年6月30日，各地方在这之后基本着手平台债务的统计上报工作。

从各省区市情况来看，2018年6月30日，作为城投大省，江苏省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遥遥领先，为43398.1亿元。其次为浙江省，规模为22399.6亿元。而宁夏和西藏均未超过500亿元。多数省份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较2017年6月末有所上升。从各地级市情况来看，2018年6月30日，南京市、苏州市和武汉市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位列前三，分别为8373.7亿元、6049.8亿元和6009.3亿元。而白山市、保定市、伊春市和丹东市不足10亿元。

综合来看，省级层面，浙江、江苏、四川、山东和广东等省金融资源较为丰富。地级市层面，南京、杭州、宁波、成都、广州、苏州、武汉、郑州和西安等市金融资源较为丰富。

各地区有息债务存量规模有多大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纳入隐性债务的规模与存量债务的规模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从各省情况来看，2018年6月30日，江苏省和浙江省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遥遥领先。除辽宁、海南、河南、河北、青海、内蒙古和天津规模有所下降外，其余省区市均有所上升。西藏大幅增长681.6%，宁夏增长40.5%。江西、浙江、湖北、四川、山东和北京增长均超过20%。而辽宁省下降较多，较2017年6月末下降31.9%。

债券融资占比方面，2018年6月30日，辽宁省和湖南省相对较高，分别为36.7%和36.5%。宁夏、江苏、吉林、重庆和山西超过30%。而海南仅为4.4%。占比变化方面，河南、天津和江苏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陕西、湖南、安徽和云南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而宁夏下降9.7个百分点。

从各地级市情况来看，2018年6月30日，南京、苏州和武汉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位列前三，分别为8373.7亿元、6049.8亿元和6009.3亿元。成都、广州、杭州、宁波和西安超过4000亿元。而白山市、保定市、伊春市和丹东市不足10亿元。晋城市发债城投有息债务较2017年6月末增长1266%。汕尾市增长197.9%。南充市、包头市和宜昌市增长超过90%。而丹东市和盘锦市则分别下降80.6%和80.4%。

债券融资占比方面，2018年6月30日，白山市为100%，营口市、汕尾市、雅安市、东营市和长治市占比超过80%，而普洱市、海口市、临沧市、庆阳市和宜宾市不足5%。占比变化方面，盘锦市大幅提升47.4个百分点，运城市和长治市提升超过20个百分点，而晋城市大幅下降94.6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为何有动力做债务置换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相对宽松，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增强，但融资需求维持在偏弱状态。自去年4月央行开始降准，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50bp，通过提高货币乘数，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得以提升。货币乘数从去年3月的5.41，上升至今年5月的6.22。但在银行信贷供给能力提升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维持在偏弱状态。从央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中的贷款需求指数来看，今年一二季度贷款需求指数同比变动均为-0.5，弱于去年同期。从分项指标来看，二季度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指数均较一季度有所恶化。因而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受限于企业的融资需求偏弱，并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信贷供给。

银行配置较为谨慎，6月以来的流动性分层使得中小银行更趋谨慎。从信贷结构来看，今年上半年贷款中的票据和短期贷款占比高达37.8%，明显高于2016~2018年。而且上半年企业中长期贷款，有4个月相比去年同期减少。这说明银行对信贷的配置较为谨慎，不愿主动拉长企业贷款的期限。而6月以来的流动性分层，使得较低评级的中小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成功率明显下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利率债持仓相应削减，以应对负债端冲击。这种流动性分层也可能使得中小银行的信贷配置更趋谨慎。

在信贷供给能力较强，同时银行配置谨慎的情况下，具有一定信用背书的地方隐性债务成为银行的潜在选项。不过对于商业银行的行为，我们更应该从市场化的角度去考虑，商业银行本身的风险偏好不高，所做业务的区域也有自身的审批标准。如果从事债务置换的业务，可能也不会明显下沉到之前从事业务少的地区。

哪些地区的隐性债务更有可能被置换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更有可能从业务往来比较密切的平台中开启隐性债务置换工作。从一个地区的维度来看，所享有的金融资源越多，被其中的金融机构选中做相关业务的概率更大。因此，我们接下来从两个维度来看各地区的金融资源集中状况。第一，大行层面，是从承销债券的维度出发，是否开展债券承销业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银行与对应平台关系的紧密程度。第二，中小行层面，是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及家数维度出发，由于城商行，尤其农商行的业务，往往集中在本地开展，所以一个地方拥有更大资产规模和更多数量的城农商行，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越多。

从各省情况来看，国有及股份行主承江苏省城投债金额遥遥领先，为7182.7亿元。其次是天津市，为3182.7亿元。浙江省、四川省和重庆市均超过2000亿元。而西藏、宁夏和青海较少，均未超过150亿元。占存量城投债比例方面，天津、吉林、青海、甘肃和陕西国有行及股份行主承债券占存量城投债的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65%。而贵州仅为15.7%。

从各地级市情况来看，国有行及股份行主承南京市、苏州市和成都市城投债金额位列前三，分别为1540.7亿元、1145.5亿元和715.9亿元。无锡市、广州市、杭州市、武汉市和常州市超过500亿元。而北海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金额较小，均未超过2亿元。占存量城投债比例方面，拉萨市、东莞市、赤峰市、抚顺市、茂名市和白银市均为100%。西宁市为98.2%，湛江市和淮北市超过85%。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海市和贵阳市均未超过5%。

由于城商行及农商行贷款投向以本地为主，也会经常参与本地城投债投资，因此我们统计各地区城商行及农商行总资产规模及家数，以观察哪些地区城投平台可能受中小行支持较多。受限于城农商行总资产数据难以全部获取，所以统计总资产规模时，我们只考虑了截至2019年7月9日仍有存量债的银行，供投资者参考。

城农商行总资产规模方面，从各省份情况来看，江苏省以城农商行资产总计55742亿元位居第一，浙江省以52051亿元紧随其后。广东省、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山东省和四川省城农商行资产总计突破2万亿元。而海南、青海和西藏城农商行资产总计不足2000亿元。从各地级市情况看，南京市、宁波市与杭州市城农商行资产总计位列前三，分别为33817亿元、14657亿元和14472亿元。广州市、成都市、厦门市、合肥市、郑州市和长沙市城农商行资产总计突破1万亿元。而巴彦淖尔市、黄石市、池州市、惠州市、株洲市、濮阳市和吕梁市城农商行资产总计不足1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