纾困政策支持下 需防范民企道德风险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邵鹏璐

2018年下半年以来支持民营企业政策陆续出台，但民企信用风险仍值得关注。2018年信用债市场出现大规模违约，共165支债券违约，总涉及金额1506.84亿元，比2014～2017年4年违约债券金额总和还要多。2018年债券违约的主力军为民营企业，有126支，占违约债券总数的76.36%，涉及金额1136.19亿元。国泰君安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覃汉表示，事实上，在2016年也出现过类似的由于信用政策收紧而引发的违约，但相较于2016年的债券违约事件，2018年债券违约的特征有所不同。

2018年违约民企更多源于自身问题

往年的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覃汉分析认为，以2015～2016年信用风险为例，主要发生在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和有色金属等强周期行业，这主要是因为处在强周期行业中的企业受行业景气度影响大。当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导致行业景气度快速下滑时，整个行业的利润都会出现明显收缩，即使是行业内竞争力较强的公司也无法幸免，并且强周期行业的周期较长，长期的盈利恶化导致企业内外部现金流萎缩，使企业陷入偿债困境。2014年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城投信用事件和地产利差大幅走高的事件，这些信用风险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

而2018年违约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行业分布特征，民企更多暴露的是自身内部管理问题。很多陷入违约泥潭的民企其实经营情况并不差，而是企业战略、投资等决策和内控体系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外部融资收紧只是导火索，点燃了民企沉疴已久的风险点，最终导致违约的发生。

民企违约全梳理，违约模式有哪些？

从2018年的民企违约案例来看，覃汉表示最终导致民企违约的因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经营不佳导致现金流紧张、涉嫌财务造假、关联交易、集团流动性紧张传导至子公司、短债长投激进投资、实际控制人风险、担保及互保风险和技术性违约。

——经营不佳导致现金流紧张，从而导致债券违约。企业盈利恶化或者变现能力恶化导致企业内部现金流紧张，外部现金流受其影响也逐渐趋紧，最终企业流动性枯竭，导致违约。从引发企业内部现金流紧张的具体原因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盈利恶化导致现金流紧张；二是经营性应收回款困难。有时企业盈利仍然稳定，但由于经营性应收回款困难，现金流持续不佳导致账面流动性较紧张，最终出现债券兑付困难。

——财务真实性存疑。本轮违约的民企更多暴露其自身内部风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企业信息披露不规范，甚至存在财务造假嫌疑。民企内外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债市投资者主要通过信评报告、募集说明书、财务报告等公开途径获取相关信息并评估企业信用资质，若企业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障，将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判断，使市场公信力下降。2018年爆出的财务造假民企，主要表现为高存高贷及疑似虚增利润。

——关联方欠款占用资金。2018年不少违约民企的关联方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占用大量资金，影响企业流动性，且其他应收款的收回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企业资金周转能力，最终导致了债券违约。覃汉表示，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可直接通过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同时注意近年来其他应收款规模的变化趋势。另外，需特别关注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企业在财报中一般会披露其他应收款的前五大欠款方，可依据此信息评估款项的回收期限、集中度及潜在风险，如果欠款方出现盈利严重下滑、借款逾约、失信或涉及诉讼案件等情况，往往使款项回收期限延长，风险加码。

——集团流动性紧张传导至子公司。集团流动性紧张传导至子公司的案例多发于民营上市公司。覃汉表示，在分析集团作战的企业时，不能将企业单独作为主体进行分析，而应该将集团整体业务和风险考虑进来综合分析信用资质。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发债民企的资金周转和流动性，应引起重点关注。

——激进投资。覃汉强调，激进投资的风险在民企中更为突出，与国企相比，民企更注重经济效益，也更容易作出激进投资的决策。但投资需要充裕的资金流作为支持，这往往是民企欠缺的，因此民企经常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增发等方式获取资金，如果投资决策出现失误，导致资金缺口无法弥补，将对企业造成重大影响。

——实际控制人风险。民营企业实控人风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企业实控人接受或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或者因违法乱纪行为被拘留甚至判刑等。此类事件往往事发突然，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如果后期坐实企业存在违法乱纪行为，将严重影响企业信用资质及再融资。第二，实控人将民企当成自己的私人所有物，经营意识不规范，在企业战略制定时存在严重个人偏好，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担保及互保风险。覃汉指出，民企的担保风险更值得关注，影响也更大。其实常规的对外担保并不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是一种不错的企业间提供外部增信的措施。但如果对担保企业的信用资质没有清楚认识，一旦需要履行担保连带责任，巨额的对外担保金额会影响企业的资金储备，造成资金周转压力。

此外，应尤其关注民企区域性互保风险。覃汉表示，2018年融资环境较为紧张，民企融资难，只能“抱团取暖”通过互保、联保的方式融资，逐步形成互保圈并层层扩大。但由于在区域性互保圈内，各民企的行业高度重合或直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当恰逢行业景气度下行时，互保圈内企业整体经营现状下滑，一家企业出现问题，圈内其他企业需要承担代偿风险。

信用风险依旧是2019年债市主旋律之一

覃汉表示，这一轮民企信用风险至少给我们三点启发：

——对于识别民企风险，“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这一轮民企违约潮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关联交易、高存高贷、实际控制人风险、财务造假等等，仅仅通过财务分析，很难得出公司问题到底出在哪的精准答案。投资者在分析企业经营和现金流情况时，要依托于财务信息，但绝不能迷信于财务信息，应时刻关注报表中的反常之处，并根据报表外的蛛丝马迹来推断。

——信用风险依然会是2019债券市场的主旋律之一。历史上几轮信用风险担忧的逆转，都是因为导致信用风险的主要矛盾被化解。但本轮信用风险暴露的是民企违约的深层次问题，只依靠外部支持难以逆转。本轮民企信用风险外部融资收缩是个导火索，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和原因依然是在民企自身，更多的是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民企由个人控制，因缺少有力监管，极易受实控人风险的影响。覃汉认为，外部支持的转向以及民企纾困政策的出台能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但对于内部问题的改善则更多需要依赖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及民企自身的调整，但这并非短期内能完成的过程。因此对于2019年来说，纯粹因为流动性问题引发的信用风险可能会减少，但内部问题的逐渐暴露会使得信用事件依然此起彼伏。

——纾困政策支持下，道德风险愈演愈烈需要多加防范。覃汉认为，纾困政策的落地可能诱发民企道德风险。2018年民企爆发大规模违约潮后，多项政策同时聚焦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央行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为中小民企债券发行提供信用支持。年末更是有纾困政策密集落地，各地政府、券商、险资积极成立纾困专项基金。纾困政策旨在改善民企外部融资环境，缓解民企流动性紧张，却也无形中诱发部分违约民企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前民企缺乏有力的外部支持，违约后偿债只能靠自己变卖资产或者寻求外部融资渠道，但现阶段大趋势是政策逐步向民企倾斜，外部助力的增强反而弱化了部分民企的主观偿债能动性，政策“兜底”的情况下，民企更倾向于保全资产，最小化自身损失。